旧书的概念，实在很宽泛，旷古久远的是，隔日黄花的也是，它的价值，因其版本、藏主等等而悬殊上下，或贵如瑰宝，或贱如废纸。即以苏州为例，辛亥革命时，乾嘉名人钟校本俯首可拾；抗战初期，又有大批珍本古椠散出，价格低廉得难以想像。至“文革”，愚蠢之事颇多，焚书就是其中之一，许多书都灰飞烟灭，这时的书，
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玩笑。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旧书价值陡然高涨。即依北京嘉德公司的一次拍卖活动为例，一部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，市场价约二万元，拍卖至十七万元成交；一部《四库全书珍本》，市场价约三万五千元，但拍卖以二十九万元定槌。另外有一册宋本蝴蝶装《文苑英华》，虽为残本，但在拍卖会上以六十万元起价，终以一百三十万元被一位外籍人士所得。没有想到，书竟然会与花园别墅或豪华轿车等值起来。线装古籍如此，民国时出版物也是如此，在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，阿庚编的《死魂灵百图》起价三千六百元，甚至印数甚多的张爱玲《流言》初版本也起价三百元。据说，在深圳拍卖的新文学初版本，起价都是四位数。照此说来，如今几位民国书刊的收藏家，都应该是巨富了。
喜欢买书，且再收藏的人，都可以称为藏书家。然而其中也有分别，洪北江将藏书家分为五等，一是“得一书必推求原本，是正缺失，是谓考订家”；二是“辨其板片，注其误伪，是谓校雠家”；三是“搜采异本，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，下可亩通人博士之浏览，上谓收藏家”；四是“等求精本，独嗜宋刻，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，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，是谓鉴赏家”；五是“于旧家中落者，贱信其所藏，富室嗜书看，要求其善价，眼别真赝，心知古今，闽本蜀本，一不得欺，宋椠元椠，见而即识，是谓掠贩家”。而今这五等，除浅薄的“掠贩家”外，其他也少见了，更有一些人以藏书装点居室而显示风雅的，也有以买古刻名钞显示富有的。
有人说，旧书将会和字画、陶瓷、玉器、钱币、邮票等等一样，成为收藏的热点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好，既为热点，就是藏书人和贩书人都“如逃如逐，如奔如追，撩扑不开，牵挽不住”，书价的行情还将看好，也就有经济实力的较量。再说，旧书也有赝品，但毕竟少于字画、陶瓷之类多多，特别是民国刊本，本来价值有限，做赝本反而不合算，至多是伪托作者或藏家而已。由于我既没有收藏癖，又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，对于这个收藏热，只能持一种旁观欣赏的态度，就像有人也属于爱车一族，但只能羡慕而无力购置，那就订一份《车迷》杂志，来煞煞有车的瘾。这是因为藏书毕竟含着附庸风雅的意味，附庸风雅总比赞美粗俗要好。
我虽然没有收藏癖，但阅肆访书还是隔三差五的事，凡买得一两本中意的书，也很会高兴一阵子。我所中意的书，也就是实用的书，要读的书，这就未必是旧书了，有时新的就好于旧的。比如民国年间整理的笔记、别集一类，本来校雠不精，鱼鲁亥豕的，不及新校点的排印本。新的影印本也好，毕竟有旧版的面貌，有的新印本附有索引，有的还专门印出配套的索引，如中华书局印的《太平广记》，便先后印过两本索引，这对我来说，就是有用。再比如珂罗版的画册，自然也不及新印的，新印的逼真细腻，与原作更接近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书价还很便宜，当时许多笔记、别集还没有新印本，我就买了一些旧版的来读，有的便是当年“一折八扣”的货色，当买得新书，我便将这些旧书尽数送人。
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几乎没有什么旧书，虽然对民国文学比较有兴趣，但读的大都是新印本。读新印本并不是在靴外搔痒，与读初版本感觉实在差不多，然而正像和一个人交往，时间长了，就会有点感情，随着读的过程不断深入，也就想去寻找它的初版本、毛边本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却还没有搜得多少本。个中原因很多，大概最主要的还是手头不宽裕、囊中羞涩，收藏癖也就难以养成了。
（摘自《岁月回响》，青岛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19.8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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